我拿什么来爱你？我那些一无所有的患者
救人还需垫付医药费，一年累计十几万，治愈了不知送往何处去。
急诊室的感言：“我拿什么来爱你？我那些一无所有的患者。”
他紧闭着眼睛，可是我们都知道他醒着，被子里裹着的是他赤裸的身体，尽管衣服干干净净的叠在他的床头，但是他丝毫没有要穿的意思。周围是来来往往穿梭的患者，我们时常看望着他也询问他需要什么，但是他一概不搭理。这就是不久前发生在我们县中医院急诊科的一幕，那位“患者”姓汪，是又一位从路上“捡”来的男青年。
初春连绵的雨季，在二月下旬一个细雨的清晨我们接到110的出车电话，救护车呼啸而去，在一片湿漉漉的草地上，我们看到了一位身体蜷曲成一团的男青年，他，就是前面提到的汪某。看到眼前这一幕我们意识到他可能又是一位“三无”的流浪汉，我们扶起瑟瑟发抖的他，把他扶上了救护车并送到了医院。
“你哪里不舒服？”“饿不饿？”科室人员在床头询问汪某，汪某却紧闭两眼，拒绝回答任何问题。心点图显示正常，血压、心跳、B超等等均显示正常，汪某并没有什么身体上的疾患。“或许是受了什么刺激吧？”一位同事说。护理人员帮他脱下了全身泥泞而又湿透了的衣服，交给洗衣房洗净、烘干，整整齐齐的叠放在他触手可及的床头柜上。护士长自己掏钱给他买来了丰富的中餐。
“怎么办？他还是不理睬别人，我们让他穿衣服他也不穿，饭倒是吃了些……”护士对主任说。找不到汪某的任何证件，全身没有一分钱，只有一个空空的皮手机袋子。“你是不是遇到了什么不顺心的事，能告诉我们吗？或许我们还能帮助你做些什么……”但无论我们如何耐心询问，他始终不开口说一句话。
半夜里，他终于穿上衣服起床上了一次卫生间，回来又一头扎进了观察床的被窝里。“你冷不冷？”值
既然是健康人，那就打电话给有关部门吧，接下来的几天我们一直积极联系有关部门，但他们只是派了人来看了看，说了句“你们不要让他单独离开”就走了；再打电话，依旧派人来看了看，又一声不吭的走了。第三天，医院行政领导终于在民政部门的帮助下得悉了汪某在长的单位及地址，同时也得到了他在长的老乡以及在外打工的家人的电话。医院联系到汪某在长的老乡，得到的答复是：“我们有空会来看他”；联系到他的家人，得到的答复是：“我正准备过来”。无论如何，这都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消息，因为曾经无数次，当我们大费周折的拨通一些流浪汉家属的电话，得到的回应不是：“你们让他去死吧，”就是一阵沉默后挂断的、嘟嘟的忙音。
时间一天天的在过去，护士们依旧给汪某送去一日三餐，依旧每日为他测量血压和体温。直到第五天，终于来了两位自称是汪某老乡的青年男人。看到三人聊得火热，护士走过去说：“你们帮他结算一下费用好吗？”两位老乡面面相觑。“对，你们去付下钱吧”，汪某也在旁说。“噢，我们也没钱，”老乡嗫嚅着，片刻后起身离开了医院。
几天后的一个夜里，急诊室忽然拥进了几个喝醉酒的病人，一番推搡下，科室里顿时桌椅七倒八歪。这番景象显然让躺着的汪某吃紧不小，对医院早已十分熟悉的他径自起身住到了楼下的观察室。又是整整一周过去了，没有任何单位同意接收汪某，也不再有人前来看望。汪某依旧独自住在医院的地下观察室里，依旧由医院提供着伙食并帮他清洗着被褥和衣物。直到他来院第十四天，终于来了一位自称是他姐姐的中年女性，两人一起离开医院后不知去向，留下一摞无人问津的、厚厚的费用清单。
几天后，救护车再度出车，从路边拉回一位被遗弃的、下半身瘫痪的精神病人，病人浑身肮脏不堪，双手沾满粪便……
打开急救室窗边的档案袋，里面装满了署名“流浪汉”、“无名氏”的发票，这些发票每叠少则几百，多则数千，是一堆几乎永远没有人来“买单”的票据，而这些票据构成的另一组数据是：2006年“流浪汉”、“无名氏”等拖欠医院费用11.2万元；2007年 17.6万元；2008年 17.7万元，这组数据依旧在不断增长。
这些一无所有的患者，对我们来说不仅意味着要承担急救的责任和风险，也意味着超过常规的爱护和奉献。对此，我们一直在默默无闻付出着，也习惯了求告无门的奉献。我们也许不该说些什么，但是我们需要协助与分担。
柳粼